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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唯物史观的时代观与当今时代判断
发表时间:2019-03-08     阅读次数:     字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发展方位的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的角度讲的,阐述的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及其历史任务,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的历史时代。要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就必须系统掌握唯物史观的历史时代观,以此为根本遵循来判断当今人类所处的大的历史时代及其阶段性特征,同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风险挑战作出正确分析。

一、时代观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时代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科学准确地把握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是分析现实、判断形势、制定政策、推进实践、创新理论的重要前提。以不同的历史观和判断标准来把握时代,在理论上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时代问题历来非常受重视,东西方文化体系以及当今思想理论界中提出了不同的时代划分标准,作出了不同的时代判断。

中国人历来重视修史,并对历史时代划分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中在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要数“公羊三世说”的时代观。《春秋公羊传》提出,孔子写《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据此,董仲舒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初步把春秋的历史归纳为“有见世”、“有闻世”、“有传闻世”三个时代。这个“三世说”只是以孔子修史的文献为依据对时间作出的划分,并没有对“三世”进行价值判断和性质界定。而东汉的何休不仅对“三世”作了时间划分,而且作了性质界定,明确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时代观:“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自此,公羊学的“三世说”时代观得到较系统的阐述。这种“三世说”时代观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就把它同“小康”、“大同”思想以及进化论思想糅合,提出了以“三世说”为核心的进化论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变异和进化的,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进路径发展。“三世说”的时代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历史现象,并在维新变法时期等特定时期起过积极作用,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现实,更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时代观。顾颉刚就曾经批评道:“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西方思想史上也提出过不同的时代判断标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时代观。例如,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神谱》中就提出过“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等划分:“黄金时代”的人类虔诚地听从神的旨意,与神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没有生老病死之忧;“白银时代”的人类被降到地上,不如原来幸福,相互争吵不休,强壮但缺乏理智,不知悲伤与快乐;“青铜时代”的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工具,身体强壮而心灵残忍,相互之间战争不断;“英雄时代”的人类与半神般英雄们共同生活,力量和智慧接近于神,变得更勇敢和公正,死后进入极乐世界;“黑铁时代”的人类失去神的保护,陷入悲惨生活,社会失序,道德沦丧,弱肉强食。[1] 此外,罗马的奥维斯在希腊神话的基础上,把“英雄时代”去掉,提出了“四时代”论。这种根据神话传说而确定的时代划分,当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与这种早期依据神话传说而划分的时代不同,黑格尔以人类理性发展程度和状态为依据,创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和时代观,划分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及其代表:处于历史儿童期的东方社会、处于历史青年期的古希腊城邦、处于历史成年期的罗马帝国、处于历史成熟期的欧洲世界等。[2]

以上这些划分,或以神话传说为依据,或以历史现象为标准,或以人类理性发展状态为标准,并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发展规律。

在当今理论界,关于时代的判断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分别体现着不同的内涵。比如,从生产工具的角度认为,人类社会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从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的角度认为,人类历史经过了渔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现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从文明史的角度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划分为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知识文明时代等。这些说法是从某个学科、某个视角出发对时代的概括,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它们对于历史发展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分析明显不足,缺乏对历史时代本质的深度把握。我们要科学把握历史时代的深刻内涵,就必须要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坚持科学的判断标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时代判断标准。

如何准确把握时代本质及其发展特点,如何定位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方位,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时代本质和特点的判断,并依据这种判断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正确看待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发展阶段,明确提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依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作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并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化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斗争和外交工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时代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判断,制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和策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如今,人类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进入新时代,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对当今时代本质和特点进行深刻把握,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进行新的概括,更好地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此,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继承前人的理论创新成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我们要学懂弄通做实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就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时代观。

二、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时代观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把握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创立了分析把握人类历史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把历史学提升到了科学境界。唯物史观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客观进程和发展趋势,对于社会历史时代的丰富内涵、判断标准、深刻本质、阶段特征以及不同时代的阶级性内涵等,都有系统全面的分析,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时代观。

首先,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它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所历经的整个历史时期,而这个长的历史时期又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

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该时代的进程从其所依据的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时起,历经兴起、兴盛、衰落,直到其内部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而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为止,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这个长的历史时期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一方面,时代的本质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在该时代结束之前其本质不发生变化,即这个时代所依据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没有改变。另一方面,该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一个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例如,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已经历经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现在正处在现代的资本主义阶段,显示出同过去发展阶段不同的具体特征;社会主义时代也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代中国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要求,将来还要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奠基、开创、推进等阶段,如今进入了新时代。

其次,社会历史时代是一个客观性的本质判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判断和划分时代的根本标准,不同时代的本质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 这段话,全面阐述了社会历史时代的丰富内涵,提出了界定社会历史时代的根本标准,抓住了区分不同社会历史时代的根本依据。

分析和把握社会历史时代,不能从神话传说和人为想象、人们的主观认知和情感意志,或者某些人类认识形式出发,而必须从客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及其发展状态来把握和判断;不能停留在历史现象层面,而必须深入时代本质层面,要看到决定这个时代本质内容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只有把握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明确该社会历史时代的本质;不能仅仅看到历史发展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某些片段,而要从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以及由这一基础所决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全面分析时代的各方面构成要素,完整全面地把握历史时代的全貌。

再次,社会历史时代具有深刻的阶级性内涵。在阶级社会中,历史时代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不同时代中总是贯穿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在这个时代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每个社会历史时代都经历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阶级下解放出来。”[4]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同,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也各有自己的内容和特点。“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5] 资产阶级时代的阶级斗争,就呈现出与过去的社会历史时代不同的显著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不同阶段上的阶级斗争也会有不同的情况,例如资产阶级时代的工人阶级斗争就存在着一个从分散到联合、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在不同时期也有暴力斗争、合法斗争等形式。

列宁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时代判断和分析中的重要性加以突出的强调,直接把阶级关系、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与对时代的判断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7] 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就很难对时代问题作出真正科学的判断。

最后,社会历史时代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密切相连。每一个社会历史时代都是人类历史螺旋式上升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前后相继的时代更替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历史已先后历经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现在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而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已经出现并不断发展,人类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消灭阶级剥削、压迫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代。这里的每一个时代都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有机环节,这些时代的演进和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新的历史时代取代旧的历史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对此,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

当然,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时代更替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社会历史时代的反复和曲折是经常发生的。例如,资本主义在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就出现过多次封建主义复辟的情形,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就发生过几次帝制复辟;而社会主义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经获得过繁荣发展,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出现了重大曲折,发生了苏东剧变。

同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总体趋势和普遍道路,并不排除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上,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地区可以出现跨越发展,走出具体的、特殊的道路。例如,中国就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而是在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今正沿着这条道路开拓前进。

三、在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唯物史观的时代观,为人们科学准确、全面客观地把握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提供了根本标准和基本遵循。我们要依据这个科学的时代观,准确判断当今人类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阶段性特征,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作出全面准确的把握。

首先,当今人类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9] 的重大判断。列宁也提出我们处于一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历史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人类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和列宁的判断并没有过时,当今人类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依然强大,当今世界的核心技术创新成果、技术创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主要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治理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整能力依然比较强,还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体制性修复,通过加大政府宏观管理获得新的生机;通过改革金融业特别是加强监管,使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削减公共债务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容纳新生产力的空间仍然存在,彻底冲破现有生产关系的条件尚未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彻底终结的时刻尚未到来。

从控制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转嫁、转移、转化危机的能力来看,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和制度延续的条件依然存在。一方面,资本主义总是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导致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规则制定和解释权基本上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另一方面,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限制后发展国家的独立发展,把后者作为其谋取利益的附庸,“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要么根本发展不起来,要么即使获得某种程度发展也无法摆脱大国控制而难以自主,而一些为了捍卫独立和自身利益的国家则总是受到各种名义的制裁而陷入封闭混乱境地。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低迷、治理陷入困境、政党相互倾轧、社会族群撕裂、民主日益困顿、恐怖事件频发。正如习近平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12] 这些阶段性特征再次证明了“两个必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必然要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代。

其实,资本主义时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十月革命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走向制度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嵌入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格局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世界呈现出两种制度在斗争中长期并存、两种意识形态长期交锋、两种力量消长变动的局面。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爆发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严重曲折。今天,虽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资强社弱”依然是客观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对比中不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本质没有根本改变。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的历史时代中经过长期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过程中,中国坚定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艰辛探索、开拓前进,经济、科技、国防等方面实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以崭新姿态走上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日益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实现新的跃升,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的“四个自信”,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力量,使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更加雄厚、道路更加宽广、保障更加有力、精神更加振奋、力量更加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并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失败论”和“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必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拥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必将迎来自己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中国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经济快速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实行对外开放与维护独立自主的有机统一,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有效破解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难题,开辟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多元化道路,打破了一些国家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依赖和膜拜,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自主性的国家和民族,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开辟了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质,资本主义日益陷入衰落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复兴的时代现实,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较量异常尖锐复杂,在特定条件下会集中爆发。在此历史背景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面临着重大的时代责任和风险挑战。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要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增强人民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信心。这是重大的历史责任,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极大地遏制了资本主义列强的霸凌行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巨大威胁,对中国的繁荣发展愈发忌惮,加大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围攻,力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中国越来越遭到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全方位打压,面临着“颜色革命”、西化分化甚至被侵略的危险。这是大的历史时代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此,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国内,要同一切妨碍改革发展、妨碍国家治理、妨碍党的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牢牢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统揽“四个伟大”,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上,要同一切挑战我国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斗争,坚决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发动的颠覆活动,揭穿“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揭露、预防、反对各种“颜色革命”的图谋,果断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维护国家政权、社会安定、繁荣发展;积极掌握国际交流的主动权,推动中国思想理论走出去,在世界上发出中国的强大声音,坚决反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积极进行国际舆论斗争和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打破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善于、勇于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国际规则、控制国际话语权的局面,从国际事务中规则的被动遵循者变成主动制定者,争取在处理国际事务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引领力;同时,坚守底线思维,捍卫国家主权,随时做好应对各种局部战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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